中国社会包容度虽增加,同志还需要拉拉



联合早报 黄慧敏
2011-11-28

  他们有名有姓,但因性取向而被迫在主流社会里当‘隐性人’。

  为了在现实生活中显示自己的‘正常’,他们互相帮助——男的找‘拉拉’(女同性恋者),女的找‘同志’(男同性恋者),正正当当地结婚,甚至生子。

  他们的‘婚姻’被称为‘形式婚姻’或‘互助婚姻’,专为同志与拉拉而设的网站和相亲会应运而生,潜在市场带出商机无限。

  现象反映了中国同性恋社群突破困境的努力和不得已,凸显的是同性恋人和中国主流社会普世价值观的持续拉锯。

  在公众观感改变、催生社会更大包容度之前,‘同志和拉拉’还需互相帮助下去。

  大大的卡拉OK包房里,20多名互不相识的年轻男女羞涩地聊天、玩游戏,互探底细,找寻最合拍的结婚对象。

  不过这个相亲会上的人从不透露真实姓名,只会用“小李”“樱桃”等花名相称。他们最在乎的不是长相个性,而是对方能否配合“演戏”;他们寻找的不是爱情,而是能帮自己隐瞒同性恋身份的“同志”和“拉拉”。

  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仍强烈的中国,同性恋者同样面对巨大的结婚压力。另类的同志拉拉相亲会应运而生,而他们的婚姻被形象化地冠上“形式婚姻”(形婚)和“互助婚姻”的称号。

  三年前和一名拉拉结婚的小陈(30多岁,司机)就说:“家人老想给我安排相亲,而且我说话有点娘,有些同事甚至说我变态,让我很自卑。”

  为了显得更“正常”,小陈和男友商量后,找来一对拉拉协议假结婚。小陈与拉拉没有正式登记结婚,只是在广西家乡大摆了一场婚宴。婚礼后,两人立即恢复与各自伴侣同居的生活。

  小陈说:“如果同事突然上门,我就说‘老婆’出差了。结婚照我则放上网,要看的人自己看,也不用摆家中。如果是亲戚来,那就没办法,得赶紧请拉拉来卿卿我我一下。”

  多年前父母在世时,小陈因担心他们受不了打击,也曾答应与“正常”女子相亲,但当一切就绪要签字结婚时,他悔婚了。“我当时搪塞说有病,总不能就这样害了一个女生。”

  据学者估计,中国有超过4000万名同性恋者,其中80%的男同性恋者最终会屈服于压力和女性结婚。这些被称为“同妻”的女子,人数估计达1600万至2500万。

  “同妻”的婚姻注定是个悲剧,部分同性恋者就和小陈一样,将“形婚”视为避免悲剧的“解药”。

  没人统计过中国有几对同志拉拉缔结的夫妻,但据中国形式婚姻网站长林海(36岁)透露,近两年来,随着更多人接触这一概念,专为同志拉拉牵线的网站与相亲会正迅速增加。

  单是中国形式婚姻网目前就有13万名会员。会员通过网站号召举办的相亲会,每个月就有一两个,由出席者平分费用。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这类相亲会甚至可吸引上百人出席。

  参与相亲会的人主要介于20岁至40岁,来自各行各业。据林海观察,近年似乎有越来越多来自农村的同性恋者参加。“这不是说农村同性恋者突然激增,只是随着互联网普及化,信息更通畅,越来越多农村居民对自己的性倾向有了更好的认识。”

  三四成“形婚”夫妻离婚

  不过就当“形婚”缓解了部分压力的同时,它也带来新挑战。曾结婚并育有一女的李小姐(40岁,行政主管)说:“一个谎言要用十个谎言来圆,多累啊。“形婚”压力也很大,因为你得面对不喜欢的人和他的家人。”

  离婚后与同性伴侣一起在北京生活的李小姐就选择“出柜”,向家人坦白。“我女儿12岁,她问起时我也不隐瞒。出柜不容易,但起码自己父母是爱你的,最终也希望你快乐。邻居闲言闲语不少,但有家人支持,我们就能变得更坚强。”

  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也成了“形婚”的定时炸弹。林海说:“有些同志和拉拉,因父母同住一个城市,婚后不得不住一起。生活上的摩擦,有时还会影响自己与同性恋人的感情。”

  即便多数同志和拉拉婚前办好财产公证或干脆不正式登记结婚,以免离婚后争财产,但平日互访家长时,红包由谁收,谁应出钱买礼物等都会引发口角。

  特别是孩子这个课题格外敏感。媒体上个月就爆出,一对“形婚”夫妻因女方未能如协议生下双胞胎,又没将独子抚养权归给男方,而闹上北京法院要离婚。

  林海估计,约三至四成“形婚”夫妻最后都以离婚收场,但依然有部分人坚决选择“形婚”。自己已“出柜”的林海轻叹说:“那毕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要出柜也得看环境条件;如果父母年迈有病,谁敢说真相。”

  同性恋活动场所增加

  随着社会更开明,中国同性恋组织与活动场所逐步从地下走向地面,为同性恋者提供发声平台。

  几乎每周都到夜店狂欢的23岁大学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旁的著名同志夜店,如数家珍般向记者介绍北京同志好去处。他说,自己从不愁没地方去,因为中国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两个大型同志娱乐场所,而我们当晚所处夜店,据说就因客似云来,在去年扩建,添加一层楼。

  除了娱乐场所,专为同性恋者服务的公民组织和中心在中国也越来越多,而且当很多亚洲国家的机构仍以“粉红”“恋爱的自由”等词汇暗示机构的功能时,中国组织选择坦然地标榜身份。

  北京同志中心执行主任魏建刚(35岁)说,中心主办大型活动时从不避讳在宣传中提同性恋。偶尔虽有警察“上门了解”,他认为那不是针对同性恋,“只是担心活动形式会激发不和谐的声音”。

  位于北京闹市的老唱片咖啡屋同样选择不掩饰——咖啡屋大门的招牌显眼地抹上同性恋标志性的六色彩虹。

  老板Samon(41岁)和相伴14年的张先生(50岁,翻译员)去年开设这家咖啡屋。他们都因同志身份而在职场上受挫,并认为人们是不了解同性恋才心存排斥。他们希望咖啡屋能扮演两个群体间的桥梁,目前每周在咖啡屋举办的同性恋课题讲座,就开放给公众参加。

  同性恋活动场所让同性恋群体有机会自在地发表看法,展示真实的自己,但魏建刚认为,中国同性恋者仍属“隐形群体”,每次活动结束后踏出那扇门,多数同性恋者瞬间就又掩饰起自己。

  中国人怎么看同性恋?

  中国对同性恋的包容度越来越大,而且在某些方面比西方国家更甚。但要被完全接受,同性恋与社会间的拉锯战才刚开始。

  直到1997年为止,某些同性恋行为在中国仍属违法;直到2001年,同性恋才得以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但这一切正在改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两性问题专家李银河三年前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80%中国人认为同性和异性恋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另外,91%中国人认为同性和异性恋者应有同等就业机会;而在其他调查中,约八成美国人有同感。

  李银河认为,社会观念改变在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她说,中国的政治尺度已更宽,媒体对同性恋的报道也更中性,这营造了更包容的氛围。例如中国官方电视台央视,今年7月就公开批评发表反同性恋言论的著名演员吕丽萍。

  吕丽萍当时转发一名牧师的微博留言指同性恋是“羞耻”“罪恶”的,并加上“给力”“弟兄姊妹转起来”的评语,旗帜鲜明地反对同性恋,引起热议。

  与此同时,愿意和同性恋者做朋友的人,据调查是约60%;愿接受同性婚姻的只有20%左右。

  李银河乐观相信,同性恋和社会普世价值的拉锯战是个必要过程。“以前不是连异性自由恋都不准吗?这都需要时间。”

  大多数受访民众不愿评断同性恋的对错,但在心理上和情感上,他们对这个违反普世婚姻观念的现象就是有种说不清楚的抵制,感到很不自在。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宋丹丹在谈论吕丽萍的反同性恋言论时就坦言:“绝大多数母亲如果发现孩子是同性恋,恐怕都会恐慌,我们需要时间使大家提高对生命和世界的认知。讨论如果变成讨伐,就失去了原本应有的更大意义。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不推时间做事,顺其自然才会水到渠成。”

  我不太能接受同性恋,但如果已是朋友,然后才告诉我……(能否继续做朋友)这实在不好说,太复杂了。——周杰(25岁,保安)

  不久前刚得知朋友是同志。出门时,路人是会过多注意他们,

  但我不在乎,大家是朋友嘛。同性恋者其实和我们都一样。——阡陌(30岁,行政主管)

  我是没碰过。如果看到,我不会说什么,也不会死盯着看,不过会保持距离,因为总觉得怪怪的。——高云喜(42岁,德士司机)

  同志圈爱之病病例倍增

  感染爱之病的中国同性恋者5年来倍增,令人关注。截至2011年9月,中国累计报告的爱之病患者已达42.9万人,而据中国卫生部官员上个月底在北京一个爱之病交流会上公布的数据,经同性性传染的病例已占目前存活病人的17.4%。

  每年新发现的病例中,同性间的爱之病传播速度也明显上升,2006年只占所有病例的2.5%,今年首9个月已达13%。

  关注爱之病问题的全球MSM与HIV论坛常务执委甄里说,如何尽早发现病患是防治爱之病目前最大的挑战。要扭转趋势,中国需增加防治项目投资,并提高查找病患的能力。

  甄里也呼吁政府支持非政府组织的设立,并协助社会摒除对爱之病患的歧视。

  至于社会歧视,甄里说:“只有消除偏见,人们才肯现身接受检查,这才能解决病患难找的问题。”

  爱之病的传播是一大头痛,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学者张北川说,爱之病迫使主流人群和同性恋者团结起来,而随着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被投入对抗这个病毒,同性恋社群在政治、文化方面也会跟着活跃和崛起。

  “必须说明,不论有无爱之病,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同性爱者最终都会得到被普遍认可的生活空间,但爱之病提供了‘主流’与‘支流’交集的重大机遇,极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对一个人口少数族群的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11-27)



资讯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译者:黄慧敏
20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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